中國保育先驅 坡鹿之父 袁喜才

酒席坐上除了旅行家的行政總監張奎一家外，還有一男一女兩位老者。男的頭上花花白白，但皮膚色即使在螢光燈照耀下，還是透現著年青而健康的古銅色；臉上縱使抵不住歲月煎熬而滿是皺紋，但卻經常掛著微笑。眼內的精光更像要告訴人們，他的心，遠比實際年紀輕。面前這位老者和他的愛人，都是廣東省科學院 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的研究員。自從一九六三年畢業於中國東北林業學院 野生動物專業後，便被分配到當時還屬廣東的海南，從事保育工作，一幹便是四十年。因為東北林業學院是當年內地首間，亦是惟一一間開設這個專業的學府，面前兩老，和他們的廿多位同學，是首批被派到全國的中國保育先驅。老人家的名字叫袁喜才，在內地有『坡鹿之父』之稱，而張總他們都稱他作袁老師。

保護資源 善用資料

互換名片以後，張總便向袁老師介紹筆者，說筆者曾訪問過不少名人，袁老師聽後立即搶著否認：「我可不是什麼名人啊！」最後引得筆者、張總和袁老師自己都不禁笑起來。其實袁老師在華南地區保育界的大名，筆者早就聽說過了。已七十多歲並患有胃癌多年的老人，雖然在港四處遊覽奔波了一整天，但半點疲態都沒有；除了邊吃邊聊還一邊跟我們碰杯，然後小口小口地喝著啤酒。酒酣意暢之際，筆者便問起袁老師如何與坡鹿結緣，「海南島有很多野生水鹿，但在北方只有在動物園才能見到，於是當時林業部就想把水鹿馴化並運到東北飼養。那時我們剛在林業學院畢業，便被派到廣東，再往海南進發。」但為什麼會想到飼養水鹿呢？筆者好奇地問，「動物資料嘛！當時國內梅花鹿、馬鹿和馴鹿都有人工飼養，於是國家就想把水鹿馴化飼養。」於是，當年只有廿六歲的袁老師便帶著愛人，從東北的家鄉，千里迢迢來到遠在國境之南的偏遠海島。

四十多年前的海南島可說是一片荒蕪，所謂的鹿場就連一頭鹿也沒有，「雖然生活很困苦，但當地，下至居民上至領導都非常配合，我們也就一步步把鹿場重新建立起來。」袁老師回憶著說。「那時候吃了好幾年的蕃薯葉啊！」坐在袁老師身旁的愛人說。其實兩老當年可說是國家的菁英，但獲得國家的指派後，便義不容辭、不遠千里來到南方這片不蕪之地。根據老人的說法，為的就是要報效國家多年的哉培；就算當年在大學修讀的野生動物專業，也是國家的安排，而不是老人自己的選擇。這點可是我等小輩難以理解卻值得深思的理念。哪鹿場無鹿又怎解決呢？「就靠國家補貼，向老百姓收購。居民抓到鹿便賣給鹿場。這樣老百姓的生活同時亦得到改善。」袁老師表示，這點非常重要，因為保育並非單靠他們區區幾個研究員可以做得來，因此必須爭取人民的支持及配合。而進行保育工作的方式，不單要盡量不影響當地民生，相反，要盡可能將要保護的生物資源，想方設法反過來去補貼給人民，這樣才能做到可持續發展。

但當時袁老師他們能夠收購到的都只有小鹿，因為要活捉成年的鹿並非易事，所以又引發了另一問題。「收購得來的小鹿，起初我們給牠餵哺奶粉，但小鹿都不吃，後來我們想到餵羊奶。」老師的愛人說，以羊奶餵哺小水鹿，也是他倆所發明。但起初小鹿因為認得羊不是媽媽，所以都不吃牠的奶，老師他們又想到把羊蓋起來，只露出奶頭。「但小鹿還是不願吃，於是我便把牠的咀硬拉到羊的奶頭，當時還被牠咬到呢！」老師的愛人續道。就這樣，袁老師他們一步步地把面前的困難解決，這當然不是我們隨便一個訪問，隨便一篇文章所能交待，當中的喜怒哀樂，都深藏在筆者面前這對一起經歷了幾十年風雨的老拍檔的腦海裡。

報效國家 精英有責

經過近二十年的艱苦經營，鹿場由一無所有，發展到了七百多頭鹿，同時最可貴的是達到馴化、家養的目的。到八十年代，兩老被召回廣東省作生物資源調查，但旋即又接獲新任務，也就是拯救海南地區的坡鹿。據袁老師說，坡鹿在海南有著悠久的歷史，這在古籍中亦有記載。以前坡鹿是海南隨處可見的野生動物，不單在山坡，甚至是沿海百里都會找到牠們的身影。但隨著人口不斷增長，鹿的生存空間便相對縮小。更重要的是，海南人認為坡鹿比梅花鹿更珍貴，全身都是寶，於是濫獵、偷獵的情況非常嚴重。結果便是坡鹿的數量與人口成了反比，最後更步向滅絕的邊緣。「到一九七六年，海南進行的一項生物資源調查，發現海南的一個特有鹿種 — 坡鹿，只剩下大田和邦溪兩個地區還有生存紀錄，於是便建起了自然保護區。」袁老師說：「保護區是建了，但卻沒有人去做管理。邦溪那邊原本有十八頭的，因為這個原因，到八一年全都死掉了。」於是當時坡鹿的數目就只剩大田的廿六頭。在生物學上，一個物種的數量到了如此般少，其實真的是站在生死線上，假如沒有袁老師他們的出現，當年就可能坡鹿已消失在人類眼前。「對啊！當時就只剩海南大田一個地區發現，拯救這種生物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。當時國家的幹部建議保護坡鹿，群眾要求保護坡鹿，科研人員亦呼籲保護坡鹿。」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，有過在海南馴化水鹿經驗的袁老師，被國家臨危受命，希望能挽狂瀾於既倒。

一九八四年袁老師再踏足海南大地。但他發現大田保護區存在很多問題，雖說是保護區，但各項人為活動卻繼續在保護區內進行，像種田、放牧甚至打獵都沒停過。「在這樣嚴重干擾的環境下，要進行動物保育根本不可能。於是我就想：要替坡鹿建個家。」於是袁老師他們就想到要建圍網，把保護區的地方圍起來，以確保坡鹿的安全，同時亦保障牠們不再受到其他人為活動或動物滋擾。「要保護海南坡鹿，首先得解決安全問題，然後才是食物問題、生態問題以及增殖問題等。」年輕的袁老師，當時首先提出了建圍網，以保坡鹿的安全。建圍網也並不是這樣輕易的事，首先要通過政府重重的關卡先徵得土地，同時亦要與當地人民協商。就這樣，建一平方公里的圍網，就花了袁老師一伙人兩年時間。而整個十三點六平方公里範圍的保護區，則用上他們整整一個甲子，在一九九五年才把圍網工程全部完成。世上僅餘的坡鹿種群，一共二十六頭，就在這個家院中再次茁壯成長起來，到現在已發展到近一千七百頭。「這還不能算是成功。」袁老師說：「因為野生動物應該在自然環境中生長。所以我們現正逐步將牠們野放到不同地點，這一來可減低整個種群滅絕的機會；另外，亦可使牠們發展出個別種群的基因獨特性。往後再讓不同種群雜交的話，便能發展出多樣性的基因。能走到這一步，海南坡鹿才算脫離危機。」

紙上談兵 不如無書

對這一幹四十多年的艱苦工作，老人又會怎樣去回顧呢？「起初的時候也沒有喜歡不喜歡，反正一心只想好好去完成國家分配下來的工作。苦的確是吃了不少！上山下鄉，哪有不苦的？但回頭一看，我和絕大多數老同志也覺得，要不是有那些艱苦歷練，可能根本走不到現在這步。」這大概也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較難理解的，有點『盲婚啞嫁』的味道，但盲婚啞嫁是否就一定沒好結果呢？那也不一定吧！畢竟這制度在封建社會中已有二千多年歷史，總能找到它的存在價值。最後，袁老師更分享了他多年的前線保育心得。「坊間有很多有關保育的理論和書本，但要做保育，不可能只是讀讀書那麼簡單。比如說，有理論提出小坡鹿要每兩小時吃一次奶；但根據觀察，野生坡鹿白天都是在東躲西藏的逃避獵人，哪有固定的吃奶規律。何況像坡鹿這類極度頻危物種，根本就沒多少人見過，書本上的理論，大部份都只是憑空想出來的，所以有不少錯誤。此外，即使再對的理論，都不過是理論，盡信書不如無書嘛！」的確，社會上有很多有關中國要如何改善生態環境的書籍，但大部份都不過是紙上談兵。因為生態環境問題並非一個獨立的問題，它與很多社會、經濟和文化傳統等問題，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連，根本沒有任何書本、理論可以完全對症下藥。更何況中國地大物博，比如在廣東省出現的生態問題，就不可能單以四川省的成功方案解決得了。所以，地方上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經驗，才是最寶貴、最重要的智慧。

蔡大楨
19/9/2008